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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:农民或变种农民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凤凰副刊

2019-06-12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量:

  中国的主要问题,至今依然是农民或变种农民的问题。中国当代文化经验中,隐含着大量的农民经验,或者被扭曲了的农民经验。传统的中国农民只是种地的,更极端的农民,连手工业者也不肯兼顾。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”的说法,是针对离城镇较近的农村而言的。越是偏远的农村,传统的价值观念越根深蒂固,社会分工也就越不发达。他们崇尚的是劳动或者生产价值,而不是交换和消费价值。所谓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”,意思就是,无论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么,都靠自己解决,种稻谷、种菜、养猪、酿酒、制糖,等等。

  比如要穿衣,他们会先种棉花,然后摘棉花——轧花(除棉花籽)——纺纱——织布——染布——裁剪——缝纫,自我服务一条龙,万事不求人。这中间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:他们是完整的人,他们的能力是多种多样的,潜能的实现也是全方位的。如果是他们自己不能制造的东西,那就不是生活必需品,属于他们很忌讳的奢侈品,要不要无所谓。一些技术比较复杂的、生活和生产又必不可少的物品,催化了乡村手工业的发生,这是社会分工的最初结果,像铁匠、木匠、泥水匠等。但在乡村,这些手工业者完全专职的并不多,春耕秋收的时候,他们照样要参与农业生产。我的老家,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,依然是这种状况。

  因此,这是一个拒绝消费的社会。所以他们既不需要商人,更不会成为商人。只有在庙会上,农民才短暂地成为了“商人”,带着祭祀者与交换者的双重身份。此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他们依然是农民。他们的思维,并没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庙会而发生变化。他们的历史观、人生观,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样。这只是就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而言。在价值观念领域里,他们从来就不认为一个人自己能够“自给自足”,他们是一个整体,是一个从空间到时间、从个体和家庭再到家族和宗族的整体。这种整体性,体现在他们的人际关系、家庭关系等社会实践的每一个细小的领域。

  中国的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,改变了中国农民一统天下的局面。传统的农民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,产生了两种基本类型的变种农民,一种是城外的农民,他们为了摆脱农业生产难以维生的尴尬局面,不得不将过去自给自足的农副业变成商业,给农贸贩子提供大量的农副产品。另一种是进城的农民(也就是农副产品的倒卖者),他们有着农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灵。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数钱,像点钞机一样。他们最大的威胁,来自工业产品。只有在工业品的成本和利润面前,他们才感到害羞、烦躁、焦虑。

  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,都市化过程中首先获利的是农民。因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将农业资源变成货币资本。实际上不是这样。真正获利的,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资源的权贵之外,主要是一批从事农业资源批发的中介人。他们的职能,就是将农业文明的资源,转换成现代都市中商品市场上的交换品。与这种可见的转换相关的,是一种隐秘的变化,那就是文明中永恒的因素转换成了短暂的、过渡性的因素。传统社会的农耕精神,那些与土地、自然和血缘社会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,转换成了市民精神,也就是时刻追求转瞬即逝的时尚,转化为对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的迷恋。

  城镇(不是军事和政治性质的“城堡”)是如何产生的呢?它毫无疑问是乡村的副产品或者衍生物。乡村是自然的,甚至可以说是神造的,城市则是人工的。在很久很久以前,两个相距遥远的村庄中间,突然冒出来一群来自土地的游离分子,一群脑力胜过体力的人,一群厌恶了劳动价值的人,一群剩余食物的交换者。接着,饭店、客栈出现了,门前飘扬着各类招牌和酒旗。这是专门为离家出走的农民(打卦的、测字的、卖狗皮膏药的、卖红薯萝卜的、逃亡者、求学者、密谋家)歇脚而建立的。白天这里是贪婪的嘴巴活动的场所,我们可以听见发自肠胃的欢笑和猜拳酒令。

  夜晚嘴巴还在继续活动,但不光是吃喝,同时增加了调情和歌唱。这里还会相继出现休闲消费和性交易的场所,以及相关的商品销售场所。在这里,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的简单,土地上的生长和消亡仿佛突然中止。在这里,政敌变成了酒友,情人变成了嫖客,自由变成了肉和酒。当一笔又一笔交易应接不暇的时候,当它日益发达的时候,当过客逐步成了居民的时候,最初的城镇就出现了。城镇里面的过客和居民,对街道、住宅、服务等各种耗费的外部条件,有着越来越急切而苛刻的要求,比如路面、下水道、照明、信息传递;比如钱庄、服装、胭脂、首饰、珍稀食物、酒、滋补品、壮阳药、消毒水,等等。在这里,没有生产劳动的概念,只见钞票和红男绿女进进出出。它是一个与“能量交换”相对应的“物品交换”的场所,是一个与生产(生产稻谷和人口)相对应的耗费(通过人体上下的各种器官耗费)的场所。同时,传统的等级制度也在这里得以改写,与土地和种族延续相关的身份和血缘并不值钱,货币的拥有量(消费能力)、个人的身体资本(漂亮、孔武有力、豪爽,特别是善于表达,等等)变得至关重要。大量的金钱、整齐的街道、日夜不灭的灯火、高耸的楼宇,构成了一块巨大的遮羞布,掩盖着它最初的尴尬。它迅速成了对土地、乡村和农民的否定。

  城镇,从一开始就像妓女一样向农民招手。农民终年在土地上操劳,也很难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,于是他们决定进城。在城里,他们看到的是物质的盛宴、商品的过剩,点钞机整天在哗啦哗啦地响着,运钞车一辆一辆呼啸而过,让人心神不宁。那些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既近在咫尺、唾手可得,又相距万里。一幢幢跟他们没有关系的高楼矗立在那里,进进出出全是陌生人。大街上擦肩而过的人,连招呼也不打。这些陌生人根据欲望的原则和交换的原则勾结在一起。农民惊奇地发现,那些城里人不杀猪,却有肉吃。他们也排泄,甚至排泄量比农民还多,却无须挑粪。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到困惑,并产生一种投奔而去的念头。

  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中国乡土社会为“熟人社会”、“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”(费孝通:《乡土中国生育制度》,9页,北京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。),这个命名几乎包含了乡土社会的全部秘密。在那里,农民得按“熟人社会”的规则行事。如果不是从它的相对静止的直观形态角度看问题,而是从动态的乡土社会的实践过程看问题,我们就可以发现,乡土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个“陌生人社会”。因为它的“熟悉性”之中蕴涵着一种无处不在的、要将他们的“熟悉性”瓦解的“陌生性”,一种与乡村的历史时间(血缘关系)和空间经验(宗族边界和实践的共时性)相关的“陌生性”。这种“陌生性”,正是乡土社会内部微观权力斗争的根源。我在正文中也会详细讨论。

  在城市这个元素化的“陌生人社会”里,农民该如何言行呢?这对他们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。据报道,一位农民独自来到了城市,他一坐到“的士”上就掏出一把小刀对司机说:“拿一点钱来给我!”拿到钱之后下了“的士”,他就消失在陌生的茫茫人海中。他感到自己就像穿了隐身衣一样安全。几天之后他就被捉拿归案。城市不是“熟人社会”,但它是一个“元素社会”,你再隐蔽,“元素”还是存在的。破案无须像农村“熟人社会”那样“捉贼捉赃,捉奸捉双”。当你到了面对面对质的环节时,已经是案件结束的时刻了。因此,乡村社会的陌生与城市社会的陌生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乡村社会的陌生性,是为了维护“熟人社会”秩序,熟悉为农民提供安全。城市的熟悉,是为了维护城市的陌生元素,陌生为市民提供安全。

  城市是石头的、理性的、计算的、消费的、陌生的、分解的、契约的、交换价值的。

  乡村是泥土的、情感的、含混的、生产的、熟悉的、整体的、血缘的、使用价值的。

 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照斐迪南·滕尼斯的说法,传统乡土是一个“共同体”,现代城镇和都市则是一个“社会”。(参见[德]费迪南·滕尼斯:《共同体与社会: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》,52~54页,北京,商务印书馆,2010。)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,“共同体”与“社会”之间,它们在组织结构方式乃至根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,是今天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。20世纪的中国,并没有完成农业文明批判的任务,更没有完成对它的“扬弃”。相反,坏的东西沉渣泛起,好的东西消失无踪。因此,乡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,也是文化改造和传承问题。

  我尽管不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,但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超过了在乡村生活的时间。我对城市经验的敏感性,甚至超过那些正宗的城里人,就像我对乡村经验的敏感性,甚至超过了乡下人一样。城市经验和乡村经验构成了我观察世界的坐标,我的思考和判断,是这两条轴线冲突、协调的结果,使我经常能够发现城里人和乡下人都容易忽略的东西,特别是那些变异之后的“边缘经验”。我对城市经验的描述和判断,带有乡土经验的印记。那么,我为什么不去直接对自己熟悉的乡土经验进行描述和评判呢?尽管它也难免带有现代城市经验和逻辑的印记。我调动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村经验,不是为了编故事、写小说,不是为了“抒情”和“叙述”,更不是为了给“农村”和“农民”一个新的概念,而是为了分析和编织。我试图写一本“充满感情的理智之书”,试图用情感的丝线编织出一个抽象的图案,用貌似“死寂”的逻辑形式,去表达充满动感的乡村经验,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。在这里,所谓的“形象思维”和“语言探索”用处不大,纯粹的逻辑思维当然也不管用,因此我面临着一次“写作”上的实验。我希望自己笔下的乡土人物、乡土风俗、乡土精神,不至于成为酸腐文人“采风”而来的“谎言”,同时,也不至于成为一组干枯的数据,更不要成为社会学乃至人类学概念的证词。我希望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验,能够成为我对自己记忆中的经验进行直接解读和编码的资源。在“现代性”的甲壳之下,是否还有一些可以挽回的东西?它是否永远只能是一种记忆?我试图从最细微的符号层面开始分析,对“乡村经验”进行“重组”和“编码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乡村经验”,是我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的经验。我曾经在赣北乡村生活了整整19年。这十几年(外加后来节日期间的经常性造访)的“田野考察”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·巴利认为,田野考察尽管十分重要,但也不要过于迷信。“人类学不乏资料,少的是具体使用这些资料的智慧。”(见《天真的人类学家——小泥屋笔记》,4页,上海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。)尽管没有留下社会学所要求的数据,但留下了太多“数据”无法呈现的东西。我力图呈现那种乡土经验中无形的、容易消失的部分。因此,它需要将感性经验抽象为一些模式化的形式。这就是我所说的“重组”或者“编码”。

  农民是质朴的。农民是狡猾的。农民是高尚的。农民是低俗的。农民是野蛮的。农民是愚蠢的。农民是智慧的。我们听到太多的这一类判词!人们试图用一些简单的哲学的词汇、社会学的词汇、人类学的词汇、民俗学的词汇,来概括或者限定活生生的“农民”。按照米歇尔·福柯的说法,就是一群“活着的、讲话的、劳作的个体”,被“话语”监禁在哲学“独断论”迷雾之后出现的新迷雾——人类学的迷雾。(参见[法]米歇尔·福柯:《词与物:人文科学考古学》,444~446页,上海,上海三联书店,2001。)“人的存在与话语的存在是不相容的,人之序与符号之序是不相容的,活着的、劳动着的和讲话着的人只存在于话语消失的地方。”(同上书,8页。)因此,我面临的首要工作,当然是“拆解”,将笼罩在乡土之上的一些概念、成见、话语所构成的“覆盖物”拆除,让它们恢复到“分子”状态(或者说“材料”状态)。而所谓的“编码”,就是将那些重新变回材料的新的乡土文化“符码”,重新编织一次,编织出来的不再是概念,而是图案。王中王493333免提网站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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